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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待国旗的人

发布日期:20-07-11       文章归类:散文精选 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力成文学       阅读次数:

等待国旗的人

  天,很低很扁,沉沉沉沉的,压在头顶上;稀稀淡淡的云,就优游自在地在头顶上飘浮着。
 
  地,很阔很平,大大大大的,全然找不到尽头;绿意盎然的草,就肆无忌惮地蔓延了一地。
 
  置身于智利最南端的城市普达阿雷那斯(Punta Arenas),看着眼前这幅淡如水墨画的天然景致,遥想当年麦哲伦在此登陆的史实,奇妙地产生了一种与古老历史浑然结合为一体的感觉。
 
  这个人口仅仅十一万余的偏僻城市,是以不计其数的企鹅来吸引游客的。
 
  我和日胜,驾了租来的车子,在颠颠簸簸、凹凸不平的泥路上奔波了好几个小时,才来到了企鹅出没的海边。围了铁丝网,车子进不去。徒步而行,风势猛烈,凄厉如刀。行行重行行,举步维艰,足足走了两公里多,才看到了在海中浮浮沉沉的企鹅。黑而亮的身子、白而滑的肚皮,随着起伏不定的波涛,时而闪现、时而隐没,煞是好看。
 
  正想坐下来欣赏时,迎面来了两名美国游客,善意地指点我们:好戏在前方。根据他们的指示,又再走了大约十分钟,便惊喜万分地看到了一幅此生难忘的美好图景:好几百只小巧玲珑的企鹅,整整齐齐地排成一长列,背脊挺直地伫立于海畔,天真无邪地与千里而来的游客“相看两不厌”!无故发怒的海水,掀起了巨大的浪涛,发出震耳的咆哮,可是,企鹅无动于衷,丝毫不为大海的淫威所慑,依然气定神闲地站着,任由波浪无情地击打在身上。有趣的是,它们不怕怒海,独怕闲人。原本隔着一段距离与它们悄然对望的游客,只要稍稍移近一点,它们便如临大敌,群体逃遁。逃走时,尽管速度极快,可是,步伐齐一、不慌不乱,着实令人叹为观止。
 
  回返市区,天色已黑。车子在市区兜转时,竟意外地看到四个中文字在朦胧的夜色里闪着耀目的亮光。
 
  “金龙餐馆”。
 
  智利人受西班牙人影响极深,喜欢夜生活,往往过了晚上十点,才用晚餐。现在,才八点多,装潢雅丽的餐馆,除了闲闲地站着的女侍外,一个顾客也没有。
 
  我们拿着字典,用西班牙语点菜,偏那女侍听不懂,双方沟通不来、纠缠不清。
 
  就在这时,他出现了。
 
  朝气蓬勃的一张脸,脸上有着开朗已极的笑容。他自动自发地充当我们的翻译员,以流畅的西班牙语干脆利落地帮我们把菜点好。然后,微笑着搭话:
 
  “你们打从哪儿来的?”
 
  “新加坡。”
 
  “什么!新加坡?”
 
  他睁大眼睛喊了一声,声音之高昂、表情之兴奋,把我大大地吓了一跳。
 
  伸手进裤袋,掏出一张粉红色的身份证,放在桌上,他笑嘻嘻地说:
 
  “我们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呢!”
 
  最近这几个星期,在智利南北飞来飞去,碰到不少移居于此的华裔,他们分别来自中国内地、台湾和香港,而新加坡人,倒还是第一回碰上呢!
 
  这张身份证,像一道桥梁,使我们的友谊迅速地建立起来了。
 
  “你几时到智利来打工的?”我问。
 
  “不是打工啦,我是来帮我母亲的。”这位名字唤作谢达力的新朋友,滔滔不绝地说道,“十二年前,我母亲随同我丹麦籍的继父移居到智利来,我呢,没跟,一直留在新加坡。几年前,我继父提早退休,在普达阿雷那斯买下一个很大的牧场,养了三千多头牛;我母亲呢,就开设了这间餐馆,要我过来帮忙。”
 
  “生意好吗?”
 
  “不错啦,这里地域偏远,游客不多,我们做的多数是本地人的生意。”
 
  “你的西班牙语那么流利,学了很多年吧?”
 
  “哦,三年前当我决定向任职公司申请无薪假期到智利来时,曾在新加坡参加西班牙语训练课程,可是,只学到生硬无趣的方法。后来,到了智利,发现能讲英语的人不多,在短短几个月以内,我便被逼学会了西班牙语。”顿了顿,他有条不紊地下了个结论,“在语言的学习上,我觉得生活里实际的浸濡,比起课堂上理论的灌输,有效得多了。”
 
  这话,我完全赞同。
 
  这位自小在“钢筋水泥森林”里成长的男子,对于异国迥然而异的生活,发挥了他惊人的适应能力,或者,更正确地说,他已经爱上了这里充满了乡野奇趣的生活。
 
  “刚踏上这块空旷的土地时,觉得它像人间净土——地是那么地大,人偏又那么地少;这样地寂寥,又这样地美丽。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到继父的牧场看到群牛奔驰的情景,整个人有一种触电的感觉,身体里好像有一个沉睡了很久的灵魂蓦然醒了过来。”他以一脸陶醉的神情絮絮地说道,“牛,是深褐色的;草,是嫩绿色的。微风吹拂时,草原绿波荡漾;而当群牛起步飞奔时,又形成了另一种褐色的浪涛。草动、牛跑,褐涛盖绿浪,色泽瞬息万变,说多美就有多美!”
 
  我听得发呆,达力意犹未尽,唾沫横飞:
 
  “牧场里有一道清澈的河,足足长达三十三公里,河里盛产肥美的鳟鱼,我常常去捉,捉到了,就地烤来吃,鲜得很呢!有时,风猛浪大,河水湍急,我偷得浮生半日闲,乘浮筏顺流而下,好玩得很!”
 
  在普达阿雷那斯旅居期间,达力也学会了高山滑雪和林间狩猎。
 
  说起狩猎,达力忍不住告诉我一个有趣的小故事。
 
  “有一回,新加坡有一对新婚夫妇来这里度蜜月,我带他们去打野鸭。那个男的可真不赖,举枪一射,便打中了。可是呀,我们都没有想到,他的新婚娇妻看到倒在血泊里的野鸭,喊了一声,便晕了过去。把她救醒后,她一直闹情绪,认为她的丈夫太残忍了。实际上,她不明白,狩猎是一种可以增进生活情趣的活动,和个人的性格特性,全然扯不上关系呀!”
 
  谈到这儿,女侍将我们点的菜端上来了。
 
  达力礼貌地站了起来,问:
 
  “你们准备在普达阿雷那斯逗留多久?”
 
  “两天。”
 
  他一听,便露出了热情万分的笑脸,说:
 
  “能在这样遥远的地方碰上自己国家的人,我觉得实在高兴。明天是星期天,餐馆不开门,我反正有空,带你们去玩玩,好吗?”
 
  第二天,我和日胜起了个绝早,到当地的菜市去逛。回返下榻处,还未进门,便听到厅里传来一阵阵欢声笑语。迈进屋里,发现性子豪爽的达力,已坐在沙发上,和我们的房东以纯熟的西班牙语“打成一片”哩!
 
  达力驾来了面包车,带我们去高山上俯瞰市景。
 
  虽是夏天,可是,我觉得阴冷的气候化作了千千万万支尖利的短箭,一支支地射向了我。我在羊毛衣上加披了一件风衣,可是,依然冷得簌簌发抖。达力看到我缩头缩颈那种狼狈已极的样子,忍不住笑了起来,说:
 
  “普达阿雷那斯气候变幻不定,有时,在同一天里,你便可以领略到四季的变化。早上,阳光普照,温煦明媚;可是,一到下午,便淫雨绵绵,有时,还会出其不意地刮起令人难以抵受的阴风呢!”
 
  “唉,夏天寒冷如斯,冬天如何消受呀!”我叹息着说。
 
  “啊,普达阿雷那斯的冬天,可有趣呢!”达力眉飞色舞地说,“每年的六月到八月期间,冬季分成三个阶段降临。第一阶段的冬天,浪漫美丽。轻盈的雪花,有如粉末般,细细地、纷纷地、慢慢地飘落下来,景致如诗如画,百看不厌。第二阶段的冬天,濡湿滞重。这时,雪已不成花,一片片、一块块、粗粗地、重重地、直直地坠落下来;落地成水,到处湿漉漉、滑溜溜的,走在路上,人跌跤、车失控,狼狈得叫人生恨。第三阶段的冬天,可怕可憎。雪全都凝结成冰雹,小小的、圆圆的、硬硬的,一粒粒好像球一般,毫不客气地朝身上打来,往车上打去。打在身上时,微疼;打在车上时,大响。这个阶段的冬天,最难耐的是地面全结了冰,车轮也结着霜雪,根本就走不动了,必须用热水慢慢地把霜雪融掉,才能开动,十分不便。”
 
  觉得达力是“说书高手”,普达阿雷那斯的冬天,在他绘声绘色的描述里,历历在目。呵,这个位于世界末端的小城,竟连稀松平常的冬天,也呈现了独特的奇趣。
 
  从高山下来,达力带我们去看智利人首次登陆的码头,然后,在市区兜转了好一会儿,拍了好些照片,觉得没甚好去处了,便以拳拳之忱做出建议:
 
  “到我家来坐坐吧?”
 
  他居住的屋子,占地极广,高达三层,共有七个大房间。
 
  引起我注意的,是堆叠在屋角的一大叠报纸,以极薄极白的纸张印成,取起一看,竟是新加坡航空版的《海峡时报》。
 
  “我长期订阅,主要是通过报章和新加坡保持密切的联系。以后,不论我在智利取得怎么样的发展,我都不会放弃新加坡的公民权的。”说这话时,达力那张年轻的脸,透着一股成熟的坚毅。
 
  离开普达阿雷那斯而飞往圣地亚哥时,达力驾着他的面包车送我们到机场去。
 
  原本坚持不要他送,可是,他却豪爽地说:
 
  “你们不要客气啦,我每天都得到机场一趟的。我和几位朋友,合作搞箱运。此外,我们也为驻在南极的研究员和探险队定期提供日常用品。”
 
  飞机起飞前,我问达力在新加坡有什么事需要我代为办理的,他犹豫了一下,才说:
 
  “以后,如果有朋友到智利来,请托他给我捎一面新加坡国旗,好吗?”
 
  有一股暖流自我心中缓缓流过。
 
  近年来,新加坡人似乎已成为舆论的焦点:移居国外的,被视为缺乏爱国意识者;留居国内的,又被看成是缺乏冒险精神的一群。
 
  然而,在遥远的智利,我却邂逅了另一种典型的新加坡人——自信、自重、自爱、自力更生的新加坡人。
 
  最最重要的是,这个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,和生他养他的故乡新加坡永远有着一个温柔的约会——不论他走得多远、飞得多高,他都不打算舍弃他亲爱的旧巢,他愿、他会、他肯回来。
 
  他日,倘若有人到智利去旅行,千祈要让我知道——我想请他代我捎一面新加坡国旗到普达阿雷那斯去,送给那位身在异国而心在家乡的谢达力!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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