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挥手——怀念我的父亲

发布日期:20-06-28       文章归类:抒情散文 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力成文学       阅读次数:

挥手——怀念我的父亲

  深夜,似睡似醒,耳畔嘚嘚有声,仿佛是一支手杖点地,由远而近……父亲,是你来了吗?骤然醒来,万籁俱寂,什么声音也听不见。打开台灯,父亲在温暖的灯光中向我微笑。那是一张照片,是去年陪他去杭州时我为他拍的,他站在西湖边上,花影和湖光衬托着他平和的微笑。照片上的父亲,怎么也看不出是一个八十多岁的人。没有想到,这竟是我为他拍的最后一张照片!6月15日,父亲突然去世。那天母亲来电话,说父亲气急,情况不好,让我快去。这时,正有一个不速之客坐在我的书房里,是从西安来约稿的一个编辑。我赶紧请他走,但还是耽误了五六分钟。送走那不速之客后,我便拼命骑车去父亲家,平时需要骑半个小时的路程,只用了十几分钟,也不知这十几里路是怎么骑的。然而我还是晚到了一步。父亲在我回家前十分钟停止了呼吸。一口痰,堵住了他的气管,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两声:“我透不过气来……”便昏迷过去,再也没有醒来。救护车在我之前赶到,医生对垂危的父亲进行了抢救,终于无功而返。我赶到父亲身边时,他平静地躺着,没有痛苦的表情,脸上似乎略带着微笑,就像睡着了一样。他再也不会笑着向我伸出手来,再也不会向我倾诉他的病痛,再也不会关切地询问我的生活和创作,再也不会拄着拐杖跑到书店和邮局,去买我的书和发表有我文章的报纸和杂志,再也不会在电话中笑声朗朗地和孙子聊天……父亲!
 
  因为父亲走得突然,子女们都没能送他。父亲停止呼吸后,我是第一个赶回到他身边的。我把父亲的遗体抱回到他的床上,为他擦洗了身体,刮了胡子,换上了干净的衣裤。这样的事情,父亲生前我很少为他做,他生病时,都是母亲一个人照顾他。小时候,父亲常常带我到!室里洗澡,他在热气蒸腾的!池里为我洗脸擦背的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得,想不到,我有机会为父亲做这些事情时,他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。父亲,你能感觉到我的拥抱和抚摸吗?
 
  父亲是一个善良温和的人,在我的记忆中,他的脸上总是含着宽厚的微笑。从小到大,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一句,更没有打过我一下,对其他孩子也是这样。我也从来没有见到他和什么人吵过架。父亲生于1912年,是清王朝覆灭的第二年。祖父为他取名鸿才,希望他能够改变家庭的窘境,光宗耀祖。他的一生中,有过成功,但更多的是失败。年轻的时候,他曾经是家乡的传奇人物:一个贫穷的佃户的儿子,靠着自己的奋斗,竟然开起了好几家兴旺的商店,买了几十间房子,成了使很多人羡慕的成功者。家乡的老人说起父亲,至今依旧肃然起敬。年轻时他也曾冒过一点风险,抗日战争初期,在日本人的刺刀和枪口的封锁下,他摇着小船从外地把老百姓需要的货物运回家乡,既为父老乡亲做了好事,也因此发了一点小财。抗战结束后,为了使他的店铺里的职员们能逃避国民党军队“抓壮丁”,父亲放弃了家乡的店铺,力不从心地到上海开了一家小小的纺织厂。他本想学那些叱咤风云的民族资本家,也来个“实业救国”,想不到这就是他在事业上衰败的开始。在汪洋一般的大上海,父亲的小厂是微乎其微的小虾米,再加上他没有多少搞实业和管理工厂的经验,这小虾米顺理成章地就成了大鱼和螃蟹们的美餐。他的工厂从一开始就亏损,到解放的时候,这工厂其实已经倒闭,但父亲要面子,不愿意承认失败的现实,靠借债勉强维持着企业。到公私合营的时候,他那点资产正好够得上当一个资本家。为了维持企业,他带头削减自己的工资,减到比一般的工人还低。他还把自己到上海后造的一幢楼房捐献给了公私合营后的工厂,致使我们全家失去了存身之处,不得不借宿在亲戚家里,过了好久才租到几间石库门里弄中的房子。于是,在以后的几十年里,他一直是一个名不副实的资本家,而这一顶帽子,也使我们全家消受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在我的童年时代,家里一直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。记得我小时候身上穿的总是用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改做的旧衣服,上学后,每次开学前付学费时,都要申请分期付款。对于贫穷,父亲淡然而又坦然,他说:“穷不要紧,要紧的是做一个正派人,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。”我们从未因贫穷而感到耻辱和窘困,这和父亲的态度有关。“文革”中,父亲工厂里的“造反队”也到我们家里来抄家,可厂里的老工人知道我们的家底,除了看得见的家具摆设,家里不可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来抄家的人说:“有什么金银财宝,自己交出来就可以了。”记得父亲和母亲耳语了几句,母亲便打开五斗橱抽屉,从一个小盒子里拿出一根失去光泽的细细的金项链,交到了“造反队员”的手中。后来我才知道,这根项链,还是母亲当年的嫁妆。这是我们家里唯一的“金银财宝”……
 
  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的一天夜晚,“造反队”闯到我们家带走了父亲。和我们告别时,父亲非常平静,毫无恐惧之色,他安慰我们说:“我没有做过亏心事,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。你们不要为我担心。”当时,我感到父亲很坚强,不是一个懦夫。在“文革”中,父亲作为“黑七类”,自然度日如年。但就在气氛最紧张的日子里,仍有厂里的老工人偷偷地跑来看父亲,还悄悄地塞钱接济我们家。这样的事情,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。我由此了解了父亲的为人,也懂得了人与人之间未必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关系。父亲一直说:“我最骄傲的事业,就是我的子女,个个都是好样的。”我想,我们兄弟姐妹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一些作为,和父亲的为人、和父亲对我们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。
 
  记忆中,父亲的一双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挥动……
 
  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远足,都是父亲去送我的。他站在路上,远远地向我挥动着手,伫立在路边的人影由大而小,一直到我看不见……
 
  第一次送别是我小学毕业,我考上了一所郊区的住宿中学,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。那天去学校报到时,送我去的是父亲。那时父亲还年轻,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沉重。中学很远,坐了两部电车,又换上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。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生的风景,可我根本没有心思欣赏。我才十四岁,从来没有离开过家,没有离开过父母,想到即将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寄宿生活,不禁有些害怕,有些紧张。一路上,父亲很少说话,只是面带微笑默默地看着我。当公共汽车在郊区的公路上疾驰时,父亲望着窗外绿色的田野,表情变得很开朗。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,便忐忑不安地问:“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?”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,却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,答非所问地说:“你看,这里的绿颜色多好。”他看了我一眼,大概发现了我的惶惑和不安,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胛,又说:“你闻闻这风中的味道,和城市里的味道不一样,乡下有草和树叶的气味,城里没有。这味道会使人健康的。我小时候,就是在乡下长大的。离开父母去学做生意的时候,只有十二岁,比你还小两岁。”父亲说话时,抚摸着我肩胛的手始终没有移开,“离开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,比现在晚一些,树上开始落黄叶了。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,我离家才没有几天,突然就发冷了,冷得冰天雪地,田里的庄稼全冻死了。我没有棉袄,只有两件单衣裤,冷得瑟瑟发抖,差点儿冻死。”父亲用很轻松的语气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,所有的艰辛和严峻,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。在我的印象中,父亲并不是一个深沉的人,但谈起遥远往事的时候,尽管他微笑着,我却感到了他的深沉。那天到学校后,父亲陪我报到,又陪我找到自己的寝室,帮我铺好了床铺。接下来,就是我送父亲了,我要把他送到校门口。在校门口,父亲拍拍我肩膀,又摸摸我头,然后笑着说:“以后,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。开始不习惯,不要紧,慢慢就会习惯的。”说完,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门。我站在校门口,目送着父亲的背影。校门外是一条大路,父亲慢慢地向前走着,并不回头。我想,父亲一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。果然,走出十几米远时,父亲回过头来,见我还站着不动,父亲就转过身,使劲向我挥手,叫我回去。我只觉得自己的视线模糊起来……在我少年的心中,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对父亲是如此依恋。
 
  父亲第二次送我,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了。那次,是出远门,我要去农村“插队落户”。当时,父亲是“有问题”的人,不能随便走动,他只能送我到离家不远的车站。那天,是我自己提着行李,父亲默默地走在我身边。快分手时,他才讷讷地说:“你自己当心了。有空常写信回家。”我上了车,父亲站在车站上看着我。他的脸上没有露出别离的伤感,而是带着他常有的那种温和的微笑,只是有一点勉强。我知道,父亲心里并不好受,他是怕我难过,所以尽量不流露出伤感的情绪。车开动了,父亲一边随着车的方向往前走,一边向我挥着手。这时我看见,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……
 
  父亲第三次送我,是我考上大学去报到那一天。这已经是1978年春天。父亲早已退休,快七十岁了。那天,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,我坚决不要他送。父亲拗不过我,便让步说:“那好,我送你到弄堂口。”这次父亲送我的路程比前两次短得多,但还没有走出弄堂,我发现他的脚步慢下来了。回头一看,我有些吃惊,帮我提着一个小包的父亲竟已是泪流满面。以前送我,他都没有这样动感情,和前几次相比,这次离家,我的前景应该是最光明的一次,父亲为什么这样伤感?我有些奇怪,便连忙问:“我是去上大学,是好事情啊,你干吗这样难过呢?”父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:“我知道,我知道。可是,我想为什么总是我送你离开家呢?我想我还能送你几次呢?”说着,泪水又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。这时,我突然发现,父亲花白的头发比前几年稀疏得多,他的额头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过的皱纹。父亲是有点老了。唉,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,儿女的长大,总是以父母青春的流逝乃至衰老为代价的,这过程,总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悄悄地进行,没有人能够阻挡这样的过程。
 
  父亲中年时代身体很不好,严重的肺结核几乎夺去他的生命。曾有算命先生为他算命,说他五十七岁是“骑马过竹桥”,凶多吉少,如果能过这一关,就能长寿。五十七岁时,父亲果真大病一场,但他总算摇摇晃晃地走过了命运的竹桥。过六十岁后,父亲的身体便越来越好,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几二十岁。曾经有人误认为我们父子是兄弟。八十岁之前,他看上去就像六十多岁的人,说话、走路都没有老态。几年前,父亲常常一个人突然地就走到我家来,只要楼梯上响起他缓慢而沉稳的脚步声,我就知道是他来了,门还没开,门外就已经漾起他含笑的喊声……四年前,父亲摔断了胫股骨,在医院动了手术,换了一个金属的人工关节。此后,他便一直被病痛折磨着,一下子老了许多,再也没有恢复以前那种生气勃勃的精神状态。他的手上多了一根拐杖,走路比以前慢得多,出门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。不过,只要遇到精神好的时候,他还会拄着拐杖来我家。
 
  在我的所有读者中,对我的文章和书最在乎的人,是父亲。从很多年前我刚发表作品开始,只要知道哪家报纸和杂志刊登有我的文字,他总是不嫌其烦地跑到书店或者邮局里去寻找,这一家店里没有,他再跑下一家,直到买到为止。为做这件事情,他不知走了多少路。我很惭愧,觉得我那些文字无论如何不值得父亲去走这么多路。然而再和他说也没用,他总是用欣赏的目光读我的文字,尽管不当我的面称赞,也很少提意见,但从他阅读时的表情,我知道他很为自己的儿子骄傲。对我的成就,他总是比我自己还兴奋。这种兴奋,有时我觉得过分了,就笑着半开玩笑地对他说:“你的儿子很一般,你不要太得意。”他也不反驳我,只是开心地一笑,像个顽皮的孩子。在他晚年体弱时,这种兴奋竟然一如数十年前。前几年,有一次我出版了新书,准备在南京路的新华书店为读者签名。父亲知道了,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去看看,因为这家大书店离我的老家不远。我再三关照他,书店里人多,很挤,千万不要凑这个热闹。那天早晨,书店里果然人山人海,卖书的柜台几乎被热情的读者挤塌。我欣慰地想,还好父亲没有来,要不,他拄着拐杖在人群中可就麻烦了。于是我心无旁骛,很专注地埋头为读者签名。大概一个多小时后,我无意中抬头时,突然发现了父亲,他拄着拐杖,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,一个人默默地在远处注视着我。唉,父亲,他还是来了,他已经在一边站了很久。我无法想象他是怎样拄着拐杖穿过拥挤的人群上楼来的。见我抬头,他冲我微微一笑,然后向我挥了挥手。我心里一热,笔下的字也写错了……
 
  去年春天,我们全家陪着我的父母去杭州,在西湖边上住了几天。每天傍晚,我们一起在湖畔散步,父亲的拐杖在白堤和苏堤上留下了轻轻的回声。走得累了,我们便在湖畔的长椅上休息,父亲看着孙子不知疲倦地在他身边蹦跳,微笑着自言自语:“唉,年轻一点多好……”
 
  死亡是人生的必然归宿,雨果说它是“最伟大的平等,最伟大的自由”,这是对死者而言,对失去了亲人的生者们来说,这永远是难以接受的事实。父亲逝世前的两个月,病魔一直折磨着他,但这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,只是一种叫“带状疱疹”的奇怪的病,父亲天天被剧烈的疼痛折磨得寝食不安。因为看父亲走着去医院检查身体实在太累,我为父亲送去一辆轮椅,那晚在他身边坐了很久,他有些感冒,舌苔红肿,说话很吃力,很少开口,只是微笑着听我们说话。临走时,父亲用一种幽远怅惘的目光看着我,几乎是乞求似的对我说:“你要走?再坐一会儿吧。”离开他时,我心里很难过,我想以后一定要多来看望父亲,多和他说说话。我绝没有想到,再也不会有什么“以后”了,这天晚上竟是我们父子间的永别。两天后,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。父亲去世前一天的晚上,我曾和他通过电话,在电话里,我说明天去看他,他说:“你忙,不必来。”其实,他希望我每天都在他身边,和他说话,这我是知道的,但我却没有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每天陪着他!记得他在电话里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:“你自己多保重。”父亲,你自己病痛在身,却还想着要我保重。你最后对我说的话,将无穷无尽回响在我的耳边,回响在我的心里,使我的生命永远沉浸在你的慈爱和关怀之中。父亲!
 
  在父亲去世后的日子里,我一个人静下心来,眼前总会出现父亲的形象。他像往常一样,对着我微笑。他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向我挥手,就像许多年前他送我时在路上回过头来向我挥手一样,就像前几年在书店里站在人群外面向我挥手一样……有时候我想,短促的人生,其实就像匆忙的挥手一样,挥手之间,一切都已经过去,已经成为过眼烟云。然而父亲对我挥手的形象,我却无法忘记。我觉得这是一种父爱的象征,父亲将他的爱,将他的期望,还有他的遗憾和痛苦,都流露宣泄在这轻轻一挥手之间了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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